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慧   远

    慧远(334—416)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人。本性贾氏。少时好学,通儒学,亦喜老庄,被称为“容仪端整,风采洒落”的书生。21岁那年,与弟慧持在恒山百仁严拜高增道安为师,削发出家。听了道安讲说《般若经》,“豁然而悟”遂心怀宏愿,研读佛经,努力精进,佛学造诣日益精湛。三年后,登台讲说《般若经》,引用《庄子》等连接类比解佛理,得到道安肯定和僧众欢迎。后因北方战乱,到江南宣扬佛法,云游各地,当他来到浔阳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栖息”,就决计安居下来。在江州刺史桓伊的支持下,于太元六年(381年)在庐山西北麓择“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之地建东林寺。
    在东林寺修行的三十多年中,慧远坚持潜心研读佛籍,竭力宏扬佛法。平日,除广开门路,聚众讲学,为众徒讲说《般若经》、《法华经》外,主要是集中精力,研究佛学。他主张以佛学为主,儒玄为辅,创立净土宗。这种“净土宗”,又称莲教。据佛书说,所谓“净土”,即指干净的土地,又称“极乐世界”,是讲经成佛较易的一个法门,只要一心一意多念几遍“阿弥陀佛”,死后就可转生净土,脱离苦海。
    为了壮大“净土宗”的派系力量,慧远广交社会上的名流儒士,达官贵人,组成“白莲社”,其中享有声誉的十八人,号称社中“十八高贤”。他写信告诫门生刘遗民:“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悟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他不仅自己带发愿往生弥陀净土,还在元兴元年(402年)率弟子刘遗民、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在精舍无量寿佛象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唯以净土克勤为念”。据《莲宗宝鉴》记载,兴盛之时,庐山师陡“往来三千,真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培养和造就了如慧宝、慧要、慧观等一大批高增贤陡。他的“净土宗”在江南流传甚广。
    在东林寺修行斯间,慧远还热心引进佛典,聘请高僧翻译佛经,开展南北佛教学术交流。他在庐山住下不久,派弟子法净、法领去西域求法,取回梵本经典《华严经》等二百余部。太元十六年(391年)佛教小乖毗县学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请他译《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并分别为之作序。义熙六年(410年),禅师佛陀跋跎罗率众徒到庐山,慧远十分高兴,礼请他译出《修行方便禅经》,又亲自为之撰序,推崇“三兴之业,以禅端为宗”;佛陀跋陀罗承达摩多和佛大先,为禅训之示。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冬,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到长安开展译经弘法活动,逐渐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慧远主动致书通候,并将自己的著作《法性论》等赠送,鸠摩罗什也将自己的作品《大品般若经》加赠慧远。鸠摩罗什译出《大智度论》后,慧远为之撰序,并认真钻研,将遇到的问题致信向他请教。当时慧远和鸠摩什分别作为南、北方佛教中心人物,相互联系长达十余年之久,对推动佛教的流传和发展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义熙十年(416年)八月六日,慧远在庐山圆寂,浔阳太守阮侃率僧众及官属为之奉全躯葬于西岭,垒石而塔,名士谢灵远撰《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与《庐山慧远法师碑》。晋安帝称慧远为庐山尊者,鸿胪大夕即,白莲教主。唐宣宗谥辨觉大师。宗教宗谥等遍正觉圆悟大法师。
    慧远毕生致力于撰写著述,其主要著作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经统序》《大智论钞序》、《阿毗昙心寺》等,还有经论、序、铭、诗等几十卷,辑为《庐山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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